如果用平面直角坐标系的两坐标轴分别表示研究的动机（好奇心驱动型还是应用驱动型）和知识的性质（是否具有基础性和原理性），那么就会在最常见的研究类型或象限——玻尔象限（第一象限，代表好奇心驱动型纯基础研究）和爱迪生象限（第二象限，代表为了实践目的应用研究）之外会出现一种新的类型——巴斯德象限（第三象限，代表由解决应用问题产生的基础研究）。
《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于1997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该书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跨学科的角度对美国的科学政策做了深入的探讨，作者司托克斯（D．E．Stokes）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政治学和公共事务学教授、前院长。此书一出版，即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好评如潮，被称为90年代美国十大科技政策著作之一。1999年该书中译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了便于我国读者理解，译者把原书的正副标题次序做了改变，以《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作为中译本书名。中译本同样很快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意。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1月25日配合宏文“伟大有伟大的问题——1000年来的科学发展及20世纪社会中的科学”的点评国内外相关出版物的小栏目中（第四版），在介绍V．布什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之后，指出此书就布什的著作对美国科学技术政策的由来和战后影响做了清楚的评价，“……但是，D．E．Stokes的立场只适合于科学比较自主和发达的美国社会，而不适合于缺乏科学自主性的其他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这样一种断言，点中的是国内外都普遍关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难题——科学发展的自主性和为社会服务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隐藏着对国内科学发展某些情势的思虑。尽管笔者也认为我国缺乏科学的自主性，并曾专门写文章就此问题做过论述，但是，笔者认为，断言斯托克思的立场不适合我国国情恐怕出语轻率。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西方理论的立场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按照某种价值判断接受或拒斥某种理论，可能会是有害的。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看该书针对什么问题、提出什么观点和理论，然后再去评价。
《巴斯德象限》论述的问题是，在新的世纪，美国的科学应该如何发展。该书首先分析了美国战后科学政策的基础。作者论述了由V．布什1945年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所发展起来的科学政策框架，评估了这一框架对战后的美国联邦R＆D（研究与发展）资助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在讨论布什的科学研究模型之后，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认为这一模型更能准确地反映R＆D的实际运行情况。接着他考察了这一新模型如何能用来重建政府与科学的契约关系。最后，该书讨论了科学家在科学政策形成和实施中的作用。
布什的科学政策思想以及斯托克斯对它的批评，焦点在于科学观。布什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线性模型：科学研究可以明确地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科学研究的谱线中，一端是目的在于认识自然和理解自然的好奇心驱动型基础研究，即我们常说的纯基础研究；另一端是目的在于应用知识于实际的应用研究。这个模型的观点是：一个人越是关心研究的用途，他离基础研究就越远；由基础研究产生的新知识最终会沿着线性的路径，通过应用研究和发展转换为技术创新，促使经济增长和带来其他社会福利。布什模型为美国战后的科学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人们不再相信投资纯基础研究必然会导致能获得在世界经济中竞争地位的技术和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自90年代以来，布什模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对科学研究的划分来说，从历史发展来看，自19世纪以来，许多根本性的知识是头脑中想着某种特定用途的基础研究产生的，基础研究可以同时是好奇心和用途双重驱动的。对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来说，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并不是所有的联系都是科学研究流向技术，同样技术发展也会反馈回科学研究，也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源于基础研究。
斯托克斯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研究模型——科学研究的象限模型。如果用平面直角坐标系的两坐标轴分别表示研究的动机（好奇心驱动型还是应用驱动型）和知识的性质（是否具有基础性和原理性），那么就会在最常见的研究类型或象限——玻尔象限（第一象限，代表好奇心驱动型纯基础研究）和爱迪生象限（第二象限，代表为了实践目的应用研究）之外会出现一种新的类型——巴斯德象限（第三象限，代表由解决应用问题产生的基础研究）。之所以称作巴斯德象限，是因为巴斯德在生物学上许多前沿性基础工作的动力是为了解决治病救人的实际难题。在科学研究的象限模型中，每一个象限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存在着复杂的双向联系。借此，技术创新模型也需更新，科学和技术的联系是在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中发生多种联系的。根据科学研究的象限模型，必然引申出新的科学政策导向：重视巴斯德象限，即对应用背景引发的基础研究从政策上、项目组织和社会评价上予以重视，建立科学和社会之间新的联系。
斯托克斯的模型无疑比布什模型更准确地反映了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实际上，这并不是斯托克斯一个人的见解。许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简单划分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大量批评。这实际上反映了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依据二战以前科学发展状况而建立起的线性科学观。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基础和应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大量的新知识越来越产生于应用情景（参见M．Gibbons等人的名著《知识的新生产——当今社会中科学和研究的动力（1994年）》，尤其是对于社会发展日益重要的领域（如农业、健康、环境、通讯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缠绕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巴斯德象限类的科学研究出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领域，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斯托克斯模型还展现了突破冷战思维科学观的一种努力。战后美国对科学投巨资的主要理由，是希望在科学技术领域保持领先于苏联的地位，以赢得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这是政府支持科学的一个合法性根据。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合法性依据已不再有效。政府应该与科学建立新的契约关系。其依据就不应再是把科学发展完全笼罩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阴影之下，追求“高”、“新”、“尖”，而是应扩展到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保护资源环境等国计民生领域。而这些领域的研究类型多是巴斯德象限内应用基础研究。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冷战思维之下的科学观。但是，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许多美国科学界的人士已接受斯托克斯的观念。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家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讨会上，应邀来华的纽约科学院院长R．W．Nichols博士做了题为“科学技术的伙伴关系——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服务”的报告，提出了全球科技伙伴的观念，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把战略重点放在巴斯德象限内的由应用产生的基础研究上，这类研究已被许多领域的实践证实。
我国的情况当然与美国不同。这本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笔者大胆地认为该书所持的关注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以及建设科学与社会之间新联系途径的观点，对我国科学发展大有借鉴之处。在我国，由于实用主义已对我国的科学发展造成危害，且基础研究的人力、投入和效率等前景并不乐观，提倡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很容易被人视为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科学研究的求知和应用不是截然对立的。我们的科学观并非那么不言自明、完全经得起考察。在科学如何发展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抱住20世纪前半叶、甚至19世纪的科学观紧紧不放，而是应该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现代社会的需求，冷静思索、认真研究。我们需要保持一支在国际科学前沿上自由探索的力量，但是面临着未来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人口增长等巨大难题，我们的科学不能不对解决这些难题做出贡献。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在运行机制上保持求知和应用之间的张力。这需要解放思想，从多学科角度认真研究。笔者热切期望对我国科学发展和科技政策的研究能出现一部像《巴斯德象限》这样的融学术性和政策性一体的出色著作。
